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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媒体刊文缅怀刘复之

2018-11-01 11:17:48

原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媒体刊文缅怀刘复之

深切怀念刘老复之同志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复之同志不幸逝世,噩耗传来,万分悲痛。回忆近三十年前,我曾有幸作为复之同志的部下,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并得以经常聆听他的亲切教诲。虽然时间不足三年半,但是他所给予我的关怀、教育和影响,却使我终生受益。

我于1981年暑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与林文肯同志一起被司法部选中,进入中央国家机关。我们都被分配到司法部研究室,负责编印简报和起草文件等工作。翌年4月初,中央决定改组司法部领导班子,由时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的刘复之同志兼任司法部部长、部党组书记。刘部长到任后,立即率领新组建的部党组,坚决贯彻中央关于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决策,大刀阔斧地调整局处两级领导干部,凡年满六十岁的一律办理离退休手续,同时选拔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充实到中层领导岗位上来。此举,在司法部全体人员心目中,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大家一致感到,这位新任部长确实刚毅、果断、办事雷厉风行,名不虚传。

当年7月中下旬的一天,部长秘书谢维宪同志拿着几份手写的文稿找到研究室张意修主任,询问是谁起草的?张主任看后告知,“这都是王景荣的笔迹。”于是刘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同我作了约两个小时的谈话。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学历、工作经历、到司法部后对一些人和事情的看法,还就他关于近期一些工作的考虑和设想,征询我的意见。说老实话,这是我平生次与这样高职位的领导直接面对面地交谈,除了感到有些意外和受宠若惊之外,我感觉这位部长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严厉、苛刻,相反倒觉得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至于这次部长亲自找我谈话的用意何在,当时我并不清楚,也没有多想。直至过了个把月,部里发文任命我为研究室政策理论处副处长时,我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原来那次的谈话,是对我的面试或叫作当面考察。

过后,当时的党组秘书向我透露,在党组会上讨论给我提职时还有一段小插曲。起初有的领导说:“王景荣同志工作干得确实不错,但才39岁,当副处长显得嫩了一点儿。再说,来司法部刚刚一年,是否再考察一段时间?”刘部长听后随即说道:“现在整个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我看一些同志的思想观念也都老化了。建国初期,中央机关的司局长和处长都是三四十岁的同志,那时谁说他们嫩了?本人三十多岁就当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对行政工作懂多少?不是摸索着干过来了吗?景荣同志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十多年又攻读研究生,拿到法学硕士学位,有理论、有实践,比我们当年强多了。至于说他来部里时间短,司法部1979年才恢复,资格老的也不过才三年嘛!党和国家的事业要传承下去,不断发展,亟需把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人才选拔上来,委以重任。这应该看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性。”这一番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话语,立刻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于是对我的任命一致通过。刘复之同志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党的事业,力排众议,破格用人,这种胆识、气魄令我由衷地感动、敬仰,并成为我走上领导岗位后在选人用人方面始终坚持学习的楷模。

我们这个处只有六七位同志,但学历层次较高。当时正处长暂缺,由我主持各项工作。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担任过任何领导,一向都是听从别人的指挥,现在要我去指挥别人,一时还真有点不知所措。好在处里各位同志都很支持我,张意修主任也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

有一次张主任拿着一份中央政法委的简报交给我处理。上面刊登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开展司法行政工作的经验材料,刘部长批示以司法部简报形式转发全国。我仔细看后觉得,这些经验很具典型意义,确有转发的必要,但行文间有六处提法不甚妥当,有的甚至与现行政策和法律相悖。我请示主任可否修改,张主任说:“中政委是我部的上级领导机关,我们无权改动人家的文件。”我转而直接给中政委研究室负责简报工作的沈蕊芳同志打,向她说明我的看法和修改建议。沈大姐回答:“我个人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这期简报是复之同志亲自审定的,你还是直接请示他吧!”这时有的同志劝我说:“算了,别那么较真了,原文照发吧!”还有的同志悄悄提醒我:“你现在大小也是个头儿,可要注意,不能与上级领导对着干啊!”可我总觉得这样转发下去,是对工作不负。无奈,我硬着头皮以个人名义给部长写了一份报告,逐一指出原件中存在的问题,说明理由,提出修改建议。说实话,送上报告后我心里一直惴惴然。没想到翌日早晨报告退回来,刘部长批道:“景荣同志:所提意见完全正确。行文不得违法,今后大家都要补上法律这一课。”见到这个批示,我心里顿时感到热乎乎的。这位德高望重的部长能以如此谦恭的态度,对待下属一个小干部的意见,这又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1][2][3]下一页1983年4月底,中央决定调刘复之同志回公安部任部长。他于5月初到任。旋即将我调至公安部,并直接提升为研究室副主任。我赴任时,刘部长与我作了简短谈话,提出新时期的公安工作必须全部纳入社会主义法制轨道,希望我在这方面多发挥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不久,部党组决定抽调研究室主任蔡诚同志率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实行警衔制的方案,研究室的工作暂时由我全面负责。下半年,部党组又作出一项决定,令我兼任部法律顾问,列席党组会议,负责处理公安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并对各项重要决策和制发的重要文件、规定等,从法律角度予以审核把关。职务晋升太快,又如此受器重,自然会引起一些议论,耳边听到的好话多起来,背后也难免有人说我坏话。就在这时有一天,刘部长在我呈送的文件上批示道:“景荣同志:请注意谦虚谨慎,不要阻塞了自己前进的路。”见到这个批示,我内心非常感激和激动。这简短的一句话,饱含着老一辈领导同志对于年轻干部多么殷切的关怀和期望啊!我冷静地反躬自省,决心牢记刘部长的谆谆告诫,今后要更加注意保持头脑清醒,切不可得意忘形。工作要加倍努力,以不辜负组织和领导的期望,做人却要时刻保持虚怀若谷,谦恭低调,不事张扬。

这年七八月份,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提议,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斗争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全国统一行动开始后,很快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一下子被打了下去,广大群众拍手称快。与此同时,少数地区出现乱抓人、擅自扩大打击面的现象。如有的地方把超计划生育也列入“严打”范围,甚至提出“抓大肚婆”的荒唐口号。刘复之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个苗头值得高度重视,任其发展下去,“严打”斗争很可能走向反面。于是从公安部选派几名年纪较轻的局级干部,分别带队赴广东、河南、辽宁等省的一些地方了解情况。摸清情况后,复之同志立即协助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陈丕显同志主持研究,提出纠正对策。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写来一封信,指示在“严打”中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还要再加一个“准”字,坚决纠正和避免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复之同志立即通过会议形式,把彭真委员长指示精神迅速贯彻下去,并对纠正前阶段少数地方抓人过多过滥的问题作出具体部署,从而保障了“严打”斗争的顺利健康开展。

刘复之同志身为公安部长,同时兼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肩负的任务异常繁重,工作头绪纷纭复杂,但他凭着高度的智慧、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领导艺术,把各方面的关系都协调得很顺畅,把各项工作都处理得有条不紊。

“严打”初期,中央政法委确定暂不对外宣传。除了刚开始时为了向全社会发个信号,在《人民》上刊登了唐山市剿灭流氓犯罪集团“菜刀队”的消息之外,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对“严打”斗争基本没有作报道,但境外传媒的相关报道却势如潮涌。我从港台报刊得知,境外报道几乎全部失实。其中有的是捕风捉影、妄加议论,有的是拼凑材料、编排渲染,还有的是抓住个别地方工作中出现的点滴失误而肆意夸大,更有甚者是完全颠倒黑白,借我开展“严打”攻击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境外的“人权”组织也乘机频频对我发难,大肆攻击。这一时期,在外交部举办的例行发布会上,境外涉及“严打”情况的提问,经常使得外交部发言人感到被动。我按照刘部长的指示,曾几次以刘复之同志答问的形式在《人民》上发文,就境外有重大影响的歪曲报道进行驳斥和澄清,但毕竟正面的声音太少,难以胜过反面的宣传。当时,虽然广大干部群众对“严打”斗争热烈拥护,但也有少数人持不同看法。曾有所谓“四个共产党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认为搞“严打”是“左”的路线的延续,是“封建重刑主义”的表现等等。面对这些情况,我深感加强正面宣传已势在必行。

基于上述考虑,我以个人名义给部领导写了一份报告,建议从公安部开始做些正面报道,逐步加大宣传力度,以正面的声音占领舆论阵地,抵销虚假和恶意宣传的影响,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报告经主管研究室工作的俞雷副部长和主持常务工作的李广祥副部长批示同意后,联系全国协会中心安排了一场中外招待会。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中外异常踊跃,凡在京的媒体几乎全部有到场。招待会共进行了两个小时。首先我按照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简要说明了这次“严打”的目的、意义及必要性,正面介绍了斗争开展以来的主要情况和取得的初步成效。接着回答了中外的提问。除了属于国家绝密的有关数字我无权披露之外,对提出的问题几乎做到了有问必答。结束后记协的负责同志和我所熟悉的朋友们都来表示祝贺,认为这次的招待会非常成功。前一页[1][2][3]下一页当晚中央电视台联播作为重要予以报道。联播刚一结束,刘部长立即把我叫到他家,厉声责问我搞了这么大个动作,为什么事先没有报告他?顿时我简直惊呆了,我猛然意识到自己在工作程序上确实犯了个大错误。我以为有了主管和常务两位副部长的批示就行了,没想到这么重要的事情还应该请示部长,甚至部长可能还要请示中央政法委书记同意后才可办理。但事情既已发生,只好把我的想法、请示报告的呈批情况和召开会的全过程如实汇报。刘部长听后沉默片刻,转而严肃地说:“看一看国内外的反映如何再说吧!”走出部长家门时我的心情十分懊恼,痛恨自己为什么在这么重要的工作环节上出了差错。回到办公室后冷静地反省自己,觉得根源在于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受到部领导的高度信任,于是在思想深处不知不觉地滋生了骄傲麻痹情绪,因而遇事才会过于自信而缺乏周密思考。这件事提醒我今后要更加自觉地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绝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第二天上班后,我立即让宣传处新来不久的大学专业毕业生战红同志,具体负责整理出我在会上的发言和答问的全部材料,并负责把近一周内国内外主要媒体有关这次会的报道尽可能搜集起来,以备正式报告部党组。这次的招待会在中外的反映都非常好,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及朝日等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媒体都作了如实报道,对于抵制歪曲宣传和恶意攻击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因而此举得到公安部党组的充分肯定和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认同。此前国务院曾下发通知,要求各部委设立发言人,加强对外宣传,以适应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要求。于是部党组当即决定,令我正式兼任公安部的发言人,以后公安部所有、消息统一由我对外发布,有关公安工作的对外宣传口径亦由我负责拟定。

1984年5月,研究室原主任蔡诚同志调任公安大学校长,不久部党组决定由我接任主任职务。刘部长叮嘱我说:“你要经常注意抓住那些带有苗头性、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从宏观上深入思考、认真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咨询,当好参谋。”这段时间我的工作十分紧张忙碌,思想压力也很大。在刘部长的亲自关怀下,我的家属已经迁入京城,爱人被安排在中央纪委派驻公安部纪检组工作,住房也在机关大院内妥善解决。但我却很难在家睡个囫囵觉。加班加点成为“家常便饭”,为筹备会议文件或赶写紧急重要公文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也是常事。坦率地讲,自己有时也感到苦恼,也产生过想偷懒或退坡的情绪。然而,又是刘部长的一个实际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

那是酷暑的一天深夜一点多钟,我正在办公室加班,突然接到部长的,要我到他家里去。整个部机关大院静悄悄的,那一片家属住区中唯有部长书房里透出灯光。我走进室内,见老部长身着背心,独坐灯前,正在挥汗阅读一大叠文件。我落座后,他说:“我刚才阅读这些文件时想到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看怎么落实到工作中去。”很快,刘部长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作方案,准备上午9点召开党组会议讨论决定。回到我的办公室坐下来,心里顿生无限感慨。老部长六十多岁高岭,仍然这样忘我地为党和国家的保卫事业奋斗,而我才四十岁刚出头,辛苦一点算得了什么?怎么竟然生出怕苦怕累的念头呢?真是惭愧至极!

1985年春,部党组决定调整我的工作,改任办公厅主任。原由研究室负责的政策理论和公安史研究等任务转由办公厅负责,宣传和《人民公安》杂志的等工作划归政治部负责,发言人仍然由我来担任。此后,原研究室更名为法规局(亦称法制司),但涉及法律、法规的事情暂时仍然责成我审核把关。这一年的9月初,中央决定刘复之同志不再担任公安部长,改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而由上海市委原副书记阮崇武接任公安部长。此后我与刘老复之同志直接接触的机会就少了,但我知道,他老人家始终在关心着我。

在他离开公安部后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时,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性格比较急,说话比较冲,以后要尽量克服一下。讨论问题时,虽然你的意见往往是对的,但表态也不要太急。一句话不妨分作三句说,这样语气显得缓和了,也给人家留些思考的余地。”每次聆听刘老的教诲,我都非常感动。我深深懂得,只有真正了解并且关心我的长者才能提出这样发自肺腑的忠告。我常想,刘老复之同志堪称我从政道路上的导师,我在工作中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与刘老的言传身教分不开。此生能遇到这么好的领导,并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真是莫大的荣幸!

现在刘老溘然长逝,我们党失去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家政法战线失去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我自己则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导师。悲乎哉,痛矣哉!

愿刘老复之同志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王景荣作者系中央政法委原副秘书长)

原标题:原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媒体刊文缅怀刘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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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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